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邵嵩和张勇，在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完成了关于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以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的创新项目。他们通过静态和动态展示，以及详细的陈述报告，经过超过四小时的答辩，最终于6月17日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其学位授予依据为实践成果而非传统毕业论文。

近期，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文件，到《学位法》的明确规定，再到2026届毕业生中多所高校开始实施此项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行业技术改造或标准工艺革新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工程硕博士，正在改变人们对“论文是获取学位必要条件”的固有认知。

这项改革引发了关于如何保障培养质量、成果认定流程与传统答辩的区别，以及模式推广前景的讨论。

聚焦实际需求，解决行业痛点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张心阳，在广东信宜完成了关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的研究。他深入调研了当地18个镇和2个街道办，行程8万余公里，撰写了百万字的调研报告，全程参与了污染源摸查、治理模式构建及智慧监管平台的开发。他将这套系统比喻为给河流装上了“智慧大脑”，能够整合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和决策支持，实现对“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克服了过去“被动救火”的治水模式。

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的硕士生刘乐乐则着眼于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污水厂提升泵耗电量大且调度依赖人工经验的状况，他基于现有数字化平台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和泵组协同优化模型，并通过可视化平台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践验证显示，该系统在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4.80%，在泵组协同优化阶段平均节电率达到11.50%，节能效果显著。

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他强调，从实验室成果到工业化应用的工程化落地，同样具备高难度和创新性，需要解决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并整合产业链资源，应对现场挑战，有时比基础研究更具挑战。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认为，此项改革旨在打破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模式，构建多元化、面向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他指出，改革将评价中心从“知识生产”转向“问题解决”，促使高校从“学科逻辑”走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变为“为创新而实践”，是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

现场评鉴，考核工程判断与系统解决能力

对于实践成果的认定，郜玉楠介绍了一个四步流程：首先是双导师（校内导师与行业导师）联合开题，确定研究方案；其次是过程管理，定期与企业对接，考核学生在项目中的贡献和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三步是在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审核实践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专家组成员中企业专家占一半以上；最后是答辩环节，重点展示产品应用情况、运行数据及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工程实践问题与解决方法进行提问。答辩委员会根据成果水平、贡献和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刘乐乐分享道，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比传统论文更长，需要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与企业导师、工程师、运行人员频繁互动。他印象最深的是处理百万级别的数据，通过与企业工程师沟通并实地确定异常原因，最终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张心阳表示，与撰写论文相比，实践成果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论文研究路线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则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各种变量，如天气、政策、人为因素等。他提到，鉴定会现场，专家组并非仅在会议室审阅材料，而是实地考察了鉴江流域的多个断面，观看了无人监测船演示，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情况，随后才召开会议进行质询评议。

张心阳回顾自身成长，认为“打磨”实践成果首先需要建立工程思维，学会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需要与不同受众（如政府官员、企业工程师、基层干部）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学会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徐高明教授提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四项核心标准，这更能体现工程硕博士的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也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目前，通过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多位导师和专家指出，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仍面临观念转变难、校企协同难、认定标准难统一等挑战。郜玉楠教授提到，许多导师担心不发论文影响职称，学生担心实践成果认可度，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责任，以及不同工程领域实践成果形态差异大，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导致不同学校和专业间认定标准不一。

郜玉楠建议，学校应建立灵活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包含校内导师、企业专家、行业代表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企业应开放真实场景和工程数据，提供导师指导和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和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

徐高明教授提出，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在校企搭接和平台共享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提供经费支持，整合多方资源。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部门配合，为刘乐乐和张心阳的成果提供了重要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应总结梳理流程细则，打造标杆案例，广泛宣传，增进校企共识，提高指导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强调，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学生将专业所学应用于广阔的实践场景，既可以在实践中深耕，也可以将实践中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再进行实践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