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关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保障、革新体制机制，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对强国复兴至关重要。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大力度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为2026世界杯的科技发展奠定基础。

对话嘉宾：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李晓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张嘉漪（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阳铭（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源头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

记者：为何当前迫切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陈晔光：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要求。深刻理解事物根本原理是产生颠覆性应用成果的前提。同时，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就能催生新技术、新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应用端问题的复杂性会促使我们回归基础研究。当前面临的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真正突破。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原创性进展将难以实现，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

刘铁岩：当前，基础研究已成为国家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能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但如今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因此，基础研究的意义已超越了论文、学科和实验室的范畴，其目标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主动权。

结合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记者：基础研究应如何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张嘉漪：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能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聚焦其背后的科学规律。自由探索则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看似“无用”的认知突破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自由探索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研究能从中提炼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关键在于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陈晔光：平衡两者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和宽松环境；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以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如何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作用，并打通成果转化链条？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灵活的机制和开放的协同模式。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其“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学院融合发展，以及项目制管理，都体现了其独特性。打通成果转化链条的关键在于明确“谁来提出问题，谁来验证成果”。问题来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措施包括：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协同攻关；打通科研转化通道，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实现资源精准配置

记者：如何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分配，使其更合理、精准？

李晓强：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断提升，但与全球创新强国仍有差距。在继续加大投入的同时，需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支持，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应给予稳定保障。对成熟团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

阳铭：自由探索类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是合理的，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起步困难。在评审中，应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科学价值，让资源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陈晔光：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

张嘉漪：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复旦大学已构建“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的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合作。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指引、企业出题、科研贡献和资本接续。对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政府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接续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记者：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量化评价存在困难。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实行“小同行”评议，考察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评价维度需更全面，重视研究过程中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等隐性产出。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将原创方法、工具等纳入成果体系，建立“探索风险档案”。

张嘉漪：证明某个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评价上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非常必要。

记者：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阳铭：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科研工作的必要条件，考核要求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基础研究的阶段性进展不应仅以论文呈现，用人单位应根据学科特点进行实质性贡献的专业评判。

刘铁岩：搭建灵活机制和包容评价体系，为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关注阶段性评价，提供持续激励。二是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人才提供岗位保障、团队资源等。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鼓励青年人才自主立项，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