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山东考生白蕊在得知高考成绩后，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她的估分是520分，而山东省公布的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恰好也是525分，与她的最终分数十分接近。这条特控线由教育部划定，用于“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标准。

白蕊的母亲提议可以考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4+0”模式，即学生全程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但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其费用相比直接出国留学可节省一半甚至更多。此外，有报考专家指出，“4+0”模式的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时可能具有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硕士项目。

在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后，白蕊发现这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就在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新增了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项目，此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其中，“4+0”模式备受关注，这种“不出国的留学”方式是否如宣传般美好，引发了探讨。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时，显得更为有备而来。他早在高二时就关注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这些学校通常采用全英文授课，引入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并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

目前国内共有11所此类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被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项目需要通过高考统招，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和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机制引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在海南的招生名额有限，竞争激烈，2023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达到了658分。尽管孙晨皓的分数足以进入一些“211”或“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原因是不想浪费自己的英语优势，他希望在实际应用中提升语言能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普遍有类似规定。除了高考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上海纽约大学则采取自主招生模式，综合考量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三者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表示，该校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中国学生，高考成绩是重要参考条件。学校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选拔，并将考生分为A、B、C三档。A档考生只需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录取，B档则需根据剩余名额择优录取。尽管如此，他提到今年也出现有学生拿到A档预录后，高考成绩未达特控线而无法被录取的案例。

多位受访者强调了校园开放日的重要性，认为其如同“试吃大会”，是考生与院校进行双向选择的关键环节。童世骏将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视为面试和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会亲自评估考生的好奇心、探索能力、英语水平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即使高考成绩顶尖，如果考生不适应纯英文教学或与学校的教育模式不匹配，也未必适合该校。

近年来，教育部密集审批通过了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沈伟其认为这标志着该模式日益获得社会认可，并为大学提供了一条快速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他指出，“4+0”模式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平台，培养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未来高校生源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对高质量本科教育扩容的需求，成为消化扩招规模的渠道。这有助于高校增加收入，并应对生源高峰。然而，他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并非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而是教育多样性需求的一种补充。

然而，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985高校的加入，一方面可能提升整体质量，另一方面也可能掩盖一些项目本身的问题。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的田力提醒，未经教育部审批的、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类国际本科项目，无论“4+0”、“3+1”还是“2+2”，都存在较大风险。即使是已获批的项目，也存在质量低下的情况。

赵信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参加了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的“4+0”项目，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出不到20分。被“一本线读985、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吸引，加上较低的学费，全家认为这是一个“捡漏”的机会。

然而，赵信所在的“4+0”项目属于计划外招生，不经过高考统招，毕业后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但该学位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类项目的招生标准不一，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仅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

入学后，赵信发现现实与宣传不符。尽管拥有与统招生相似的校园卡，但后台权限不同，部分图书馆数据库无法使用。学生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甚至居住在单独的宿舍楼。大一时，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夹杂英文术语。进入大二后，外籍教授开始全英文授课，但班上大部分学生难以跟上节奏。

孙晨皓也注意到身边有同学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但体验不佳。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通常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而“计划外”项目则没有硬性规定，师资质量难以保证。赵信入学后才发现，其合作院校的QS世界大学排名在数百名开外。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沈伟其坦言，该领域仍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部分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但也有一些项目仅仅是为了创收。他甚至在一次全国性交流会上发现，有国内名校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他认为，在同一所高校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录取分数线若低于普通项目，是不正常的。

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有所收紧，部分项目已停办。目前，经过教育部审批的仅剩5所。其中，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因其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常年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而备受关注。尽管如此，该项目的实际录取门槛仍低于上海大学统招分数线100多分，但学生却能共享校区资源。该项目对英语成绩的要求也很高，低于130分基本无法申请。

沈伟其将这种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认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若持续存在，将产生恶劣影响，并强调“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高昂的学费部分用于支付与国际接轨的教师薪资，并指出即使算上学费和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也仅能勉强持平。他提到，一些学费较低的项目，是因为可以共享大学的校舍、仪器和师资。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标准尚未统一，部分地区仍需审批，而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等同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建立退出机制，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足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会对项目进行质量评估，并强调“放管服”改革应配套跟进，以避免市场持续混乱。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进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毕业后两年内赚回大学学费。他获得了包括宝洁、字节跳动、美团在内的9家知名企业的工作邀约，同时也收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等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赵信的毕业出路可能不如孙晨皓。尽管入学时被告知“毕业生深造率70%”，但截至大三结束，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同学不到10%。他预计，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将直接就业，拿着外方学位证。田力指出，虽然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在进行学历认证后可报考国内研究生或参加公职考试，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明确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这可能使中外合作办学的身份在就业时并不占优势。

孙晨皓认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四年带给他的更深层次的收获是其思维方式的转变。他认为自己比其他应试者更加成熟，与面试官的交流更加平等，不只是为了薪资或公司名头，而是探讨双方的合作可能。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通过讨论和分享来学习，更注重实践应用。学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简历工作坊、面试模拟和暑期实习项目，合理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成为了同学间的重要分水岭。他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具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独立个体。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带给学生最大的优势是自由度。学校在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在学术管理上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规范。小班教学、高师生比、高外教授课比例以及为每位学生配备学术顾问，都为学生提供了高密度的学术支持，从而提升了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不分文理科，学生最晚在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以通识教育为主，鼓励学生在兴趣、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之间寻找结合点，从而更好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鼓励而非强制要求学生进行海外交换。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在本科期间最多两个学期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课程点学习，这使得其本科项目更像“3+1”模式，但国内的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特色。中外学生培养被打通，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以避免中国学生同住。

沈伟其指出，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90%会选择读研究生，其中90%以上会出国深造。他认为，完成“4+0”学业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选择这条路的考生逐年增多。

白蕊在面临选择时仍犹豫不决，认为自己难以在高三毕业时就清晰规划未来。田力建议考生仔细核查项目是否获得批准以及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则鼓励考生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不同风景的机会。